《易经》、《老子》和《南华经》号称三玄,被班固称为“人历三圣,世历三古”的《易经》自然是三玄之祖,是中华形上学的滥觞。那么,这个古老的“易”字到底具有怎样的本来意义呢?东汉经学家郑玄认为“易”有三义:易简,变易,不易。(见《易纬·乾凿度》)这自然已经是步入人文昌明时代后的解说,并非远古时代“易”的本义。《说文》曰:“易,蜥易蝘蜒,守宫也,象形。书曰:日月为易,象阴阳”,这是从“易”字的象形方面解说其含义,但不管是将易看作是蜥蜴,还是分解为日月两个组成部分,都无法从历史起源的角度揭示易的本来意义。倒是《礼记·祭义》中的一段话值得注意:“昔者,圣人建阴阳天地之情,立以为易。易抱龟南面,天子卷冕北面,虽有明知之心,必进断其志焉。示不敢专,以尊天也”,其中的“易抱龟南面”,郑注曰“易,官名”,则易乃是古代主于卜筮的官名。朱骏声“《三易》之易读若觋”,高亨先生采纳朱说,主张“易”之本字“疑当为觋”,并从《周礼》、《世本》等古代典籍中总结出三个方面的证据。觋即是巫,《国语·楚语》说“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易即是觋,即是古代的卜筮之官。

 
朱、高两家之说,力图将“易”的远古之含义与轴心时代以后经学家的诠释区分开来,从巫史文化的角度直探易之本源性含义。按照此说,则易不仅是用以卜筮的经典,也是主管卜筮的官名,正如史官的著述曰“史”一样,筮官易所用典籍亦曰“易”,这便进一步呼应并发展了朱子当年“易本为卜筮之书”的结论。到了《易传》,则易更增加了天道本体,然而,“苟非其人,道不虚行”,至此,易道、易书、易官终于获得了统一的表达。
 
《帛书易传》中引孔子的话说:“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所谓“数而不达于德”,只有术数思想而没有道德理念,应该是指《周易》经文而言。
 
司马迁曾经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史记·太史公自序》),说明历代的占卜方式之多样性。然而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两种占断方式是龟卜和筮数,至于这两种占断方式的区别,《左传·僖公十五年》以要言不烦的形式作了如下归纳:“龟,象也;筮,数也”,概括了龟卜与占筮手段的主要区别,前者通过龟甲的裂纹以成的图案,后者则借助于数的推演,确认易占基本特征是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术数。
 
那么,周易中蕴涵着怎样的术数观念,其数占的具体方法如何?尽管《左传》中有不少占筮的实例,但由于记录过于简洁,依然会令人如坠云里雾中,幸赖孔子及其弟子为《易经》作传,在《易经》最为古老的传中保留了有关周代筮法的宝贵资料,使我们可以窥见此一古老筮法大概,它主要包括如下数的概念:
 
第一,阴阳之数。
 
阴阳是中国思想史上最古老的概念之一,《诗经·大雅·生民之什》已经有“相其阴阳”的说法,春秋以后更是发展成为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阴阳属性,或者属阴,或者属阳,《系辞》说:“一阴一阳之谓道”,表明任何事物都由对待之两方构成,阴阳双方相互对待,交相为用,“刚柔相推而生变化”,构成了事物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力。在《周易》象数体系中,不仅卦分阴阳;数分阴阳,奇数为阳而偶数为阴;爻亦分阴阳,六爻按照其所处位数而各分阴阳。如此,则整个六十四卦的推演过程便呈现一套出数的规律:
 
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崇高莫大乎富贵;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莫大乎圣人。(《系辞》)
 
关于这段话的前半部分,郑玄认为是讲宇宙生成过程,太极是“极中之道,淳和未分之气也”。朱子则认为并不是讲宇宙生成,而是讲象数的画卦之序,故太极并非宇宙本体:“太极者,象数未形之全体也。两仪者,一为阳而一为阴,阳数一而阴数二也”,四象指太阳、太阴、少阳、少阴,并进一步画出八卦。从后文中“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一语来看,文意当侧重于象数与吉凶的占筮,朱子解说似乎更合本义,但是继之而来的“是故法象莫大乎天地;变通莫大乎四时;县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则表明两仪与四象同样可以指称天地和四时,因为“《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易数的操作过程并不仅仅是一般的技术性过程,它本身就模拟与再现了天地生成之道,这也就是“是故”二字所表达的含义。在这一图式中,由混沌为一的太极,到阴阳两仪,再到八卦和六十四卦,易的推演和世界的演化呈现出一个具有严格数学对称之美的形式化结构。不仅如此,此一结构以乾卦始而未济终,表明它是一个开放式的永远在运行中的进程。这一术数化的结构,无疑是宇宙本身所赋有,而又为《易经》所展现。阴阳之数是宇宙内在数的关系的反映,它已经投映在易经六十四卦的严整而又繁复的动态结构之中了。
 
阴阳之数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它反映了宇宙万物构成上的术数之美妙与深奥,就如同那个神秘的太极图一般;它还构成了天地之数的基础,如同我们下面所要看到的那样。
 
第二,天地之数。
 
天地之数其实是奇偶之数,奇数为阳而偶数为阴,故以奇数配天而以偶数配地,将十个基本数字分置为天数和地数,《系辞》云:“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又说“天数五,地数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数二十有五,地数三十,凡天地之数五十有五,此所以成变化而行鬼神也。”天之高,地之博,化生万有,憞育群品,难以穷尽,人如何把握天地之道?《周易》指示的路径是通过阴阳之数,将十个基数分阴分阳,各归于天地,天之数和地之数相合进而得出五十有五的天地之数,天地万象便化简为精要的易数,天地之存有问题变成了天地之数的问题,通过易数的推演自可以穷尽造化之妙,达到执一而驭繁的功效了。对于“成变化而行鬼神”一语,孔颖达解释说:“言此阳奇阴偶之数,成就其变化而宣行鬼神之用”,由此可见阴阳之数的神奇功效了。
 
第三,大衍之数。
 
天地之数如此,然在《周易》的系统中,须得通过一个规范化的运算程序来把捉它,运算的工具是颇具神秘色彩却又自然易得的蓍草。《系辞》说:“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为二以象两,挂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时,归奇于扐以象闰;五岁再闰,故再扐而后挂。”又说:“《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六十,当期之日。二篇之策,万有一千五百二十,当万物之数也。是故四营而成《易》,十有八变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天下之能事毕矣。”
 
上面所述是揲数成卦的过程,此一过程从确定大衍之数五十有五始,据《释文》,“衍,演也”,二字古代通用,为演算之意。大衍之数又称天地之数,下面的演数取卦过程完全模拟天地四时运行的过程,包括“归奇于扐以象闰”,也就是揲四以象四时之后,将所余之蓍草置之于所挂蓍草旁边以象闰月,古代历法五年有两次闰月,所以象闰的操作要进行两次。
 
乾坤两卦之策共有三百六十,大体相当于每年的天数;《周易》上下之策共计一万五百二十,大体相当于天地万物之数。这一演算取卦的程序可以施之于万事万物,其用无方,故曰“天下之能事毕矣”。这一运算背后的逻辑是,宇宙是按照数的规律运行的,蓍草的运算取卦过程其实就是一个数的演算过程。
 
《周易》所述的占断过程包括两个部分,一是揲蓍,按照操作规范对蓍草进行排列取数,这是一个“参天两地而倚数”的阶段,易数与天地之数相得相合;二是“十有八变而成卦”,根据运算结果组成卦象,并在构成卦象之后断卦指示以吉凶。
 
阴阳之数、天地之数与大衍之数存在密切关系,阴阳之数是《周易》象数观的基础,天地之数是阴阳象数在推演天地万物变化规律方面的运用,而大衍之数则是《周易》算数取卦的策数,是对于天地之数的模拟。因为任何事物都有其数的规定,从理论上讲,这样一种数术体系可以凭借数的运算掌握宇宙间一切事物的运行规律,揭开天地间的一切奥秘。后来,北宋易学家邵雍根据《周易》的术数理论建立了一套“包括今古,始终宇宙”(《宋元学案·百源学案上》)的“数学”体系,以元、会、运、世为单位,推算出天地之数(天地寿命)为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便是典型代表。
 
可见,易数的观念与西方数学观念具有重大差异。古希腊哲学中最重视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看作事物的实体,是万物所出和所归的东西,是事物的内在原因,但作为实体的数所体现的主要是认识论的意义:“‘一切给我们来认识的事物都具有一个数,而没有数就什么都既不能设想也不能被认识。’因此,数给我们提示了事物的本质,而这就是为什么数是最智慧的东西的道理。”因为数构成了事物的本质,认识事物也就是认识数。这一思想的一个前提是现象与存在二分,但是,这样的前提恰恰是中国哲学所没有的。易的世界是一个一个“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世界,即主宰即流行,并不存在实体与现象的分离。另外,《周易》的数所关联的并非宇宙的实体,而是“变”和“象”,《系辞》说:“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下之文;极其数,遂定天下之象”,数的主要作用有二,一是为了通变,把握变动不居的事物的变化之道;而是定象,确定卦象。卦象的意义只有通过卦爻辞解读,而卦爻辞的功能在于指点吉凶,《系辞》所谓“系辞焉以明吉凶”。变化之广众,事象之繁颐,所以能够被统揽无余,乃是借助了易数的作用。《系辞》总结了“《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虽然辞、变、象、占各居其一,但占断显然是四者的归宿,占断的依据又是数,《系辞》指出“极数知来之谓占”,明确肯定了数乃是《周易》筮法的基础。
 
易数所把握的绝非一个抽象支离的世界,而是一个现象与本质合一的世界,一个存有的世界,一个显示着吉凶悔吝的世界。似乎是最为抽象的数,在这里却被导向了最为实用的途径,对于吉凶悔吝的指示,这肯定会令毕达哥拉斯惊诧不已!西方数学中的数单纯反映事物所具有的数量属性,并不具有阴阳特征。易数则是阴阳世界观的产物,数字本身具有了阴性与阳性,也就使得它们具有了通常数学中的数字所不具备的功能,在《周易》看来,术数之道可以借助于数的媒介而直达存在本身,揭开存有的奥秘,具有“成变化而行鬼神”的神秘功效。在此意义上,易道也就是“数”道。
 
因此,易数不是数学中的数量,亦非实体,它主要不是作为认识的对象,而是占问吉凶的手段,它通达的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命运,易数就是命数。人类自古以来就对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现在,按照《周易》理论,那神秘莫测又令人徒唤奈何的命运之神的神秘面纱已经被揭开了,它以一套可以理解有规则的数的系统展示在世人面前。
 
那么,易数的预测果真有效吗?《系辞》说:
 
子曰:“夫《易》何为者也?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是故蓍之德圆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
 
《系辞》又说:
 
是以君子将有为也,将有行也,问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响。无有远近幽深,遂知来物。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与于此。
 
根据《系辞》的说法,《易经》之产生是圣人定业断疑的需要,是其忧患意识的结果。对于《易经》的预测占断功能,易传的作者发出了毫无保留的赞美,称颂其为“至精”、“至变”而又“至神”,其中“受命也如响”的说法是耐人寻味的,它清晰无误地将《周易》之数与命联系了起来。《周易》筮数所具有的严格的运算程序与规律,看上去很像是一套客观自然的科学规律,然而这远非《易经》创作者的本意。根据众多专家的考证,《易经》卦爻辞形成于周初,那正是天命观的鼎盛时期,《周易》筮数的神效性,来自命的神圣性。那么,这究竟是谁之命呢?那个所命者具有怎样的宗教属性呢?如此一来,有关《周易》术数的探讨便不能不转化为对于其背后的信仰观念的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