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可谓博杂玄奥,但从其实质上分析,却处处体现一种人文主义的精神,其源头无不发轫于《周易》。《周易·系辞传》中言:“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又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财,理财正辞,禁民为非曰义。”《乾·文言》曰:“君子体仁,足以长人;嘉会,足以合礼;利物,足以合义;贞固,足以干事。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贞。”在其《象传》中“君子以果行育德。君子以遏恶扬善。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君子以虚受人。君子以非礼弗履。君子以反身修德。君子以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君子以顺德积小以高大。君子以恐惧修身。不恒其德,或承之羞。”等等有关君子仁义德行的论述。《周易》把“仁德”作为立身处世之本,突出人所具有的社会意义。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仁爱”之说,比西方的人文主义要早至少两千年左右,与西方人文主义所突出的个体独立是不一样的。

儒家的至圣先师孔子,穷其一生追求的就是一个“仁”字。“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孔子以人为本,尊重人道,其核心内容是把“人”放在社会群体之中,通过人的各种不同角色来论述、论证人的权利和义务,使每个人在社会群体中充分发挥作用,实现其存在价值。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是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五伦”关系,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常”为“仁、义、礼、智、信”,是处理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孟子亦言:“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孟子·离娄》)可见,仁、义、礼、智、信成为儒家人格修养的必备条件,是一种美德与和善的体现,只有这样才能达于天理,合于人道,通过实修实行,感而遂通,方能“穷神知化”,进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仁义”做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一种信仰,是君子立身处世之本,《论语》中有言:“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可见“仁”之标准并不是每一个君子都能达到的,仁与不仁也成为区分君子与小人的惟一标准。仁是内在的修养,义是外在的功用,一动一静,方合阴阳之道。故《易·系辞》云:“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鲜矣。”惟有“仁者,以天下为己任。”(朱熹语)用仁义之道解决自身与社会之间的各种矛盾。

孔子以“仁”作为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并指出了实行仁的方法与途径,“夫人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取近譬,可谓仁之方也。”(《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与人。”(《论语·卫灵公》)人的尊严是建立在同情感、责任感和道德感基础之上的。孔子云:“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可见,仁德是自具圆满,不假外求。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且把仁、义、礼、智四种道德观念确立为人的内在本性,由内在本性发出“四端”,既“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此“四端”是每个人与生俱有的内在本性,通过内心的自我提炼,从而扩展为人之“四性”,表现出了儒家思想中以“仁”为核心的人文主义精神。

《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源头活水,其思想影响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儒家思想就是在《周易》理论基础上进行的进一步延伸。《周易》中所讲的圣人之道,仍然是以人为中心,圣人之品德与修养要与天地合一,故《易·系辞传》中云:“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圣人合于天道,通达万物,乐天知命,敦厚仁爱,“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顺天时。”这些观念既是对自然客观规律存在的认识,也承认人类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通过主观能动的作用,则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人的主观能动性必须建立在道德修养之上,以德感天,天人相应。“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篇》。以君子之德化育万民,体现出了儒家的“人治”思想。由此,儒家所倡导的“仁、义、礼、智、信”成为君子完善自身的必备条件,也成为儒家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