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学者李之才(1001-1045)①在世时声名不彰,却在易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一是因为李之才提出了独特的卦变学说,后世言卦变者多宗之;二是因为李氏之徒邵雍阐扬师说,创辟出宋易中极为重要的先天一脉。史传于李邵事迹言之颇详②,但就学说内容而论,李之才易学的具体内涵如何,邵雍易学在哪些方面对李氏有所继承,又作了怎样的改造与发挥,这些问题还不乏疑问,仍有待于探讨。本文认为,卦变说是李之才易学的主干。通过卦变说,李之才对此前易学传统作了深刻改造。邵雍则以其成卦说反思了卦变说的理论前提,实现了对卦变说的奠基与兼容。

一、李之才以前的卦变说

卦变是一种以解说卦之来源为目的的易学体例。一般而言,卦变指由两个阴阳性质不同的爻彼此位置互换而造成的整体卦象的变化,即由一卦变为另一卦。《彖传》所谓“上”“下”“往”“来”,被后世许多学者认为是卦变说的开端。不过,《彖传》中的卦变说十分简略,既没有讲明某卦自某卦来,也没有系统说明这种体例能否普遍地应用于六十四卦,更没有道出此种变化的理据何在。

汉代是卦变说成型的重要时期。荀爽、虞翻以《彖传》为本,建立了系统、成熟的卦变理论,其中又以虞翻之说最为突出。虞翻的六十四卦卦变说有几点值得注意:

第一,明确提出卦变以乾坤为本。《系辞》云“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乾坤其易之门”,以乾坤作为变通的门户;西汉京房提出“乾坤者阴阳之根本”③,《乾凿度》亦云“乾坤者阴阳之根本,万物之祖宗”④,《参同契》进一步点出乾坤与诸卦的关系,“乾坤者易之门户,众卦之父母”⑤,荀爽与虞翻遂将乾坤明确当作卦变体系中其他各卦由以生成的根源。荀爽往往直接用乾坤两卦的升降解释诸卦卦变,虞翻则认为乾坤只是生出了十消息卦,十消息卦进一步生出其他五十二卦。但无论如何,乾坤为本乃是荀虞二人共同遵循的原则。这样,以乾坤两卦为根本,卦变说就改变了此前《彖传》只以上下往来谈及两卦关系的情况,获得了一个确定的逻辑基础和起点。

第二,建立了消息卦生杂卦的框架。十二消息卦首见于孟喜卦气说⑥,京房将其应用于占算⑦,虞翻进一步认为十消息卦生出杂卦,并详细说明各卦分别从何卦生出。这样,六十四卦都被收摄在卦变体系当中,由此建立了一个覆盖周遍、层次分明且具有宇宙论象征意义的卦变体系。

第三,完善了两爻相易的卦变原则。《彖传》涉及的卦变均是两爻相易。荀爽的乾坤升降之说也以两爻相易为主。但《彖传》言之不详,荀爽文字多佚,将“两爻相易,主变之卦,动者止一爻”⑧作为卦变说建构原则的是虞翻。这样,卦变具有了普遍性与一致性的原则。

黄宗羲曾言:“古之言卦变者莫备于虞仲翔,后人不过踵事增华耳。”⑨后来的卦变说是否只是踵事增华,或有可商。但虞翻以后,凡言卦变者无不受到虞氏的深刻影响,却是事实。然而,虞翻的体系虽然庞大复杂,却不能一贯。林忠军先生指出,在虞翻的卦变说中,有七卦属于特例:

二阳四阴之卦的屯、颐、小过、蒙本当来自临、观,而虞注来自坎、晋、艮(屯自坎来,颐、小过自晋来,蒙自艮来)。二阴四阳之卦的中孚本当来自遁、大壮,而虞注自讼来。三阴三阳之卦的丰、旅本当来自泰、否,但虞注来自噬嗑、贲。⑩

所谓特例,即按卦变原则本应作如此解,却按其他规则来统摄之。虞翻卦变说除上述七种特例外,还存在一爻动生出两卦的情况,以及一阴五阳、一阳五阴之卦卦变体例不统一的问题。(11)

虞翻卦变说不能自洽并非偶然。这在根本上是由卦变形式与目的之间的矛盾决定的。(12)卦变作为一种纯形式的变化,原本只与卦象有涉,只要遵循恰当的原则,六十四卦完全可以按照两爻相易的方法排列成一个秩序井然的体系。然而,卦变的最初目的并不在于描述卦象本身的规律,而是要用卦变关系对卦爻辞作出解释。卦爻辞虽然是依象而系,但辞与象毕竟不是一事,其间难免有彼此扞格之处。这时,卦变形式就要服从于解经的目的,通过牺牲卦象规律的一贯性、系统性来成全对特定卦爻辞的解释。这就是虞翻卦变体大思精却不免自相枘凿的原因。归根结底,虞翻卦变说的上述矛盾反映《周易》象辞之间的固有张力,这种张力对于《周易》来说是根本性的、无解的。虞翻将《彖传》的卦变说发扬光大,从而使这种矛盾更大限度地呈现出来。虞翻之后,蜀才等人虽然对卦变说有所修补改造,但由于徘徊于形式与内容、卦变与解经两端之间,上述矛盾一直没有得到真正解决。

二、相生卦变

真正意义上的新卦变说,是北宋李之才提出的。李之才的文字散佚几尽(13),幸南宋的易图学著作对其学说有所记录。诸书所载李之才易学有两端,皆为卦变说:一为相生卦变,二为反对卦变。本节先论相生卦变。

李之才有《六十四卦相生图》,收于朱震《周易卦图》(14)。《六经图》《大易象数钩深图》《周易图》(15)以及林至《易裨传》(16)亦载此图。诸图形制名目有别,但内容一致。不过,诸书因书籍版式问题,所收图式往往分割离析,不便阅读。郭彧先生根据《周易卦图》本《六十四卦相生图》作有整理图(如图一)(17),颇便寓目,可资参考。

图一 李之才《六十四卦相生图》整理图

《周易卦图》所载《六十四卦相生图》云:

凡卦五阴一阳者,皆自复卦而来。复一爻五变而成五卦。凡卦五阳一阴者,皆自姤卦而来。姤一爻五变而成五卦。凡卦四阴二阳者,皆自临卦而来。临五复五变而成十四卦。凡卦四阳二阴者,皆自遁卦而来。遁五复五变而成十四卦。凡卦三阴三阳者,皆自泰卦而来。泰二复三变而成九卦。凡卦三阳三阴者,皆自否卦而来。否三复三变而成九卦。(《周易卦图》,第275-276页)

李之才的上述卦变方法,从生卦结构说,是以乾坤为根本卦,首先由乾坤生出复姤、临遁、泰否六卦,再由此六卦生出其余五十六卦;从阴阳爻数说,是先将除乾坤外的六十二卦分成五阴一阳、五阳一阴、四阴二阳、四阳二阴、三阴三阳、三阳三阴六类,然后再以复姤、临遁、泰否六卦作为六类的代表,认为同一类中的其他各卦都是从其代表卦衍生而来。这种卦变方法,前人以“相生”名之。所谓相生,即乾坤、消息卦与杂卦辗转相生之意。

对比李之才的相生卦变与虞翻卦变说可发现,两者整体上颇为相似。李之才以乾坤为诸卦之祖,以消息卦为生卦之父母卦,以两爻相易实现卦变,以阴阳爻数区分卦之大类,此皆继承自虞翻。不过,李之才与虞翻之说也有重要不同:李之才将虞翻十消息卦改为六消息卦,调整了各消息卦所生之卦,并将虞翻说中存在矛盾的屯、颐等七卦按卦变原则分别置于恰当位置(18)。朱震比较两种卦变后指出,两说相合者“三十有六卦”,“不合者二十有八卦”(《周易卦图》,第276页),两者的区别十分明显。

李之才对虞翻卦变说的调整看似琐碎,但并不是枝末之见。从根柢上讲,李氏的改动中贯穿着一个不同于前人的基本见识:任何一套卦变体系都不可能同时兼顾辞与象两端,因此卦变方案必须在解经与明象两套标准间作出取舍。李氏的方法是,不再考虑解经的目的,而是完全遵从卦象自身的形式规律,由此形成的卦变方案不存在任何矛盾之处,这就与虞翻强卦变以从经文而造成诸多特例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李之才的相生卦变是对虞翻卦变说形式化、逻辑化、系统化的发展。这种脱离文辞、直明卦象的卦变说,是卦变说历史上一个根本性的转变。

三、反对卦变

李之才又有《卦变反对图》,见朱震《周易卦图》。(19)其又收入于杨甲撰、毛邦翰补《六经图》和佚名者撰《大易象数钩深图》以及林至《易裨传》,前二者题作《六十四卦反对变图》(20),后者题作《李氏卦变反对图》(21)。诸本所收此图亦多分裂离析,故此仿前引郭彧先生《六十四卦相生图》整理图形式,将《卦变反对图》整理为如图二形式。

图二 李之才《变卦反对图》整理图

所谓反对,是说两卦卦象彼此颠倒,如屯之反对为蒙,需之反对为讼。此类卦象共有二十八对。除反对卦外,六十四卦当中又有不反对卦,即一卦上下颠倒卦象不变,如乾之反对仍为乾,坤之反对仍为坤。此类卦共有八个。

李之才将反对与卦变关联起来。其反对卦变的具体方法是:以乾坤为基本卦,首先乾坤相交,得坎离、小过中孚、颐大过六个不反对之卦;继而乾坤分别下生一阴一阳、二阴二阳、三阴三阳合计三十卦,每卦各自反对,共得六十卦;最后六十卦加上乾坤等八个不反对卦,再减去三阴三阳重出的泰否、既济未济四卦,即得六十四卦。

与相生卦变相同,反对卦变同样以描述卦象而非解说经文为目标,同样严格遵循以阴阳爻数区分卦之大类的原则——反对卦变之下生一阴一阳、二阴二阳、三阴三阳,正相当于相生卦变之五阳一阴与五阴一阳、四阳二阴与四阴二阳、三阳三阴与三阴三阳。两种卦变都是李之才对传统卦变说所作形式化、逻辑化、系统化改造,内在有其一贯之处。但二者也有区别。与相生卦变相比,反对卦变虽未明言,但事实上同样安排了消息卦的位置,一阴一阳、二阴二阳、三阴三阳之卦分别从复姤、临遁、泰否变来,这在结构与名义上都同于相生卦变。不同的是,反对卦变不再仅仅遵循两爻相易原则,而是提出反对为卦原则作为辅助。以乾卦一阴下生六卦为例:乾实际上是先生出姤,姤两爻相易得出同人与履,再由姤、同人与履分别反对,得出夬、大有及小畜。这样,反对作为生卦的方法实质性地参与到了卦变之中。这是反对卦变最大的特色。不过,这毕竟只是枝节性调整,若就整体宗旨、原则与结构来说,反对卦变仍不脱离相生卦变的脉络,可认为是后者的一种特例或变形。

四、邵雍易学与李之才卦变说

李之才的卦变学说颇有影响,南宋项安世曾言:“世之言卦变者皆自挺之出。”(22)邵雍传李氏之学,按常理来说,邵雍自然会祖述李氏卦变。前人论邵雍学术,往往亦持此为说。然而,邵雍著作中实难寻觅李氏卦变说的痕迹。

前人认为,《观物外篇》论复姤之语与相生卦变有关:

无极之前,阴含阳也;有象之后,阳分阴也。阴为阳之母,阳为阴之父。故母孕长男而为复,父生长女而为姤,是以阳起于复而阴起于姤也。

夫易,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复。盖刚交柔而为复,柔交刚而为姤。自兹无穷矣。(23)

前辈学者认为上述两句是论相生卦变(24),实为误解。从内容上看,上引两段讲的不是卦变,而是《伏羲六十四卦圆图》。在《伏羲六十四卦圆图》中,复姤两卦处在乾坤前后,分别是左半圈阳生与右半圈阴生的开始。所谓“阳起于复而阴起于姤”“根于乾坤而生于姤复”,不是说复姤两卦生出五阴一阳与五阳一阴之卦,而是说复姤两卦是阴阳流行的起点。朱子早已指出,这是“就图上说循环之意”(25)。据此,《观物外篇》论复姤之语,实与卦变无关。

《观物外篇》又曰:

诸卦不交于乾坤者,则生于否泰。否泰,乾坤之交也。乾坤起自奇偶,奇偶生自太极。(《邵雍全集》第3册,第1240页)

张行成认为邵雍此语是“发明李挺之变卦图”(26),以其所论为反对卦变(27),此观点似可商。从数量上讲,在反对卦变中,复姤、临遁的生卦总数明显多于泰否。若《观物外篇》此语是论反对卦变,邵雍为何以偏概全,专言泰否而不及复姤、临遁?从结构上讲,反对卦变的消息卦起自复姤,泰否自复姤、临遁来而非相反,这与“诸卦不交于乾坤者,则生于否泰”之说也有不合。本文认为,“诸卦不交于乾坤者,则生于否泰”与反对卦变无关。明人黄畿注意到,《观物外篇》此语似是就《伏羲六十四卦方图》(以下简称方图)而言(28)。在方图中,乾坤、否泰分居图之四隅,两线对交,划分全图。就大方位言之,不交于西北、东南乾坤一线之卦,即可认为当属东北、西南否泰一线,此即所谓“乾坤定位,否泰反类”(《邵雍全集》第4册,第350页)。依此理解,《观物外篇》此语只是对图式的解说,不涉及对卦变的具体说明。与张行成相比,黄畿此说更为合理。事实上,在卦变说体系下,“诸卦不交于乾坤者,则生于否泰”是难以严格实现的,因否泰所代表的三阴三阳之卦只有二十个,无论如何也无法覆盖除了乾坤所生之卦的所有卦。据此,《观物外篇》论否泰之语,与反对卦变应无关联。

以上分析表明,《观物外篇》关于复姤、否泰的文字皆非讨论李之才卦变,传统的看法可能出于误解。不过,这并不是说邵雍完全没有受李之才卦变说的影响。《观物外篇》云:

体者八变,用者六变。是以八卦之象不易者四,反易者二,以六卦变而成八也。重卦之象,不易者八,反易者二十八,以三十六变而成六十四也。(《邵雍全集》第3册,第1177页)

卦之正、变共三十六,而爻又有二百一十六,则用数之策也……四者乾坤离坎也,八者并颐中孚大小过也,十二者并兑震泰既济也。(《邵雍全集》第3册,第1179页)

卦之反对,皆六阳六阴也。在易则六阳六阴者,十有二对也。去四正则(29)八阳四阴、八阴四阳者,各六对也;十阳二阴、十阴二阳者,各三对也。(《邵雍全集》第3册,第1186页)

离肖乾,坎肖坤,中孚肖乾,颐肖离,小过肖坤,大过肖坎。是以乾坤、离坎、中孚颐、大过小过皆不可易者也。(《邵雍全集》第3册,第1198页)

上引文字中,前两段所谓不易之卦或正卦,即不反对卦;反易之卦或变卦、用卦,即反对卦。第三段所谓六阳六阴、八阳四阴、十阳二阴,即李之才卦变之下生三阴三阳、二阴二阳、一阴一阳。第四段,不易之乾坤、离坎、中孚颐、大过小过,即李之才卦变说中不反对之八卦。两相对比,可知邵雍所论正是李之才关注的反对问题,且在李之才的基础上有所推展。在反对问题上,李之才显然对邵雍深有影响。不过,上引诸段只涉及反对,却与卦变无关。即使是看似与李之才反对卦变极为接近的“以三十六变而成六十四”之说,与卦变说仍有着根本不同:在邵雍说中,三十六卦的存在与变化不需要另外的基础与起点;而在卦变说中,乾坤为本却是各家理论的共同预设。李之才虽然改变了虞翻卦变说的宗旨、方法与原则,但乾坤为本之说仍保留了下来。邵雍不取此说,可知其于反对卦变绝非全盘接受,而是只取其反对的内核,抛弃了卦变的形式。

邵雍对卦变的忽视并非偶然,而是由于卦变说与其哲学与易学观念有所抵牾。其中关键,正在于卦变说的前提——乾坤为本。从根源上讲,卦变说的意义在于回答来源问题,或解释文辞的来源,或解释卦象的来源。卦变说将诸卦的来源建立在乾坤二卦之上,通过归本乾坤及其变形来解释诸卦的象与辞,实质是认为诸卦在根本上都由乾坤生成,乾坤与诸卦之间是造与被造的关系。这预设一个前提,即乾坤与诸卦有本质性的区别:乾坤不是一般的卦,而是本根。这种观念,决定了卦变必然要采取乾坤为本的形式。

作为本根的乾坤是根源性的、不可分解的,因此,不仅诸卦是乾坤相交的结果,就连构成诸卦的阴阳也由乾坤相交而得。不论何种卦变,总要靠乾坤相交成就阴阳爻,而不是由阴阳爻直接构成诸卦。在卦变说体系中,只有乾坤具有自本自根的地位,阴阳爻不过是乾坤结合的产物。这种观念,决定了卦变必然遵循生成而非构成的原则。

上述两种观念相互配合,共同构成了汉代以来卦变学说的哲学基础,同时也构成了整个早期易学的哲学基础。然而,从逻辑上讲,本根既然是万物的根源,就不能是具体的存在物,这样才能避免“温也则不能凉矣,宫也则不能商矣”(30)的普遍性困难。在卦变说中,乾坤两卦一方面被认为是其他诸卦的来源,是万物之祖宗;另一方面却仍然是具体的卦,有其特定的卦名、卦象,因而也是有象之物。乾坤名为万物之祖宗,实则不过是另一种具体的存在物,这就决定了作为物的乾坤实际上无法扮演普遍生成其他万物的本根的角色。因此,以乾坤为本的卦变说虽然在技术上可以实现诸卦归宗的效果,但就其哲学内涵来看,此种方法实有其难以消解的普遍性困难。

乾坤作为本根既然不是天经地义,乾坤为阴阳之根本的观念也就需要重新审视。事实上,所谓乾坤为阴阳之根本,本身就有同义反复的意味:如果阴阳意味着根源性的相反相成,则此种相反相成不可能从另一种更为根源的相反相成得来;如果阴阳不具有根源性,只是派生的结果,则根源性的相反相成者不过是阴阳的代称。卦变说中的乾坤之于阴阳,正是后一种情况。在这种意义上,阴阳作为乾坤之别名,本身就具有本根性地位,不必依赖于他者而存在。因此,乾坤为阴阳之根本的卦变说虽然在技术上将阴阳置于次要位置,但就其实在意义来说,阴阳仍然具有根源性意义。

以上分析旨在说明,卦变说的观念基础存在两个疑难:第一,乾坤是物,不能充当万物之祖宗;第二,阴阳不是物,而是万物之根源。可见,乾坤与阴阳的关系在卦变说中其实是倒置的。然而,此种倒置在卦变体系中却无从消解。卦变说既以卦变为名,就只能是卦之变化,这决定了卦变说必然要将变化限定在卦的范围内,必然要将某一卦或某几卦作为卦变的基础。这就无法避免将具体的卦作为生卦之本根,仍然不免将阴阳置于从属性地位。此种疑难的真正解除,只有在根本改变了卦变说体系与早期易学的观念基础之后才能实现。而这正是邵雍成卦学说的贡献。《观物外篇》云:

太极既分,两仪立矣。阳下交于阴,阴上交于阳,四象生矣。阳交于阴,阴交于阳,而生天之四象;刚交于柔,柔交于刚,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错,然后万物生焉。是故一分为二,二分为四,四分为八,八分为十六,十六分为三十二,三十二分为六十四,故曰“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为百,百分为千,千分为万,犹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叶。愈大则愈少,愈细则愈繁。合之斯为一,衍之斯为万。(《邵雍全集》第3册,第1196页)

一变而二,二变而四,三变而八卦成矣。四变而十有六,五变而三十有二,六变而六十四卦备矣。(《邵雍全集》第3册,第1218页)

所谓成卦,在邵雍易学中,指卦象之最初画成。邵雍认为,《周易》成卦遵循一分为二原则,从初爻的一阴一阳开始,每次在前一爻上各画一阴一阳,画至六爻满处,自然得出六十四卦。这是邵雍易学对卦象来源的解释。在邵雍一分为二的成卦方案中,乾坤与阴阳的地位发生了根本改变。乾坤不再是诸卦之祖宗,只是按一分为二原则画出的两卦;阴阳不再是乾坤的产物,而是六十四卦由以产生的根源。阴阳取代乾坤成了生卦的基础,构成取代生成成了变化的原则,爻取代卦成为了变化的主体。这样,卦变说中无从解决的疑难,在成卦说中得以自然消解。而邵雍罕言卦变的原因,也可得到合理解释:成卦说主阴阳为本构成六十四卦,卦变说主乾坤为本生成诸卦,两者的观念基础截然相反。邵雍既主张成卦,则其于卦变说的理论前提并不认同,便是十分自然的了(31)。

成卦与卦变在易学上是两个不同的问题。邵雍提出一分为二之说,从其自身理路来讲,直接对治的是《系辞》《说卦》以来易学传统对于卦象来源所作的取象说和重卦说的解释,是在成卦问题范围内的探讨。但一分为二的方案本身预设了与卦变说截然相反的观念基础,从而不可避免地对卦变理论构成了冲击。在这个意义上,邵雍一分为二方案的提出不仅是对传统成卦学说的革新,同时也是对卦变理论的改造。更进一步,由于乾坤为本同时也是《京氏易传》与《乾凿度》等汉代易学的基本预设,且渊源于《彖传》以来乾坤并立的思想传统,因此,邵雍成卦学说的提出就不只是一种解释方法的调整或论说视角的转换,而是包含了对整个早期易学根本观念的调适与变革。结合整个邵雍哲学、易学的体系,这种变革或许可以作如下理解:从卦变到成卦的转换,意味着阴阳二体的观念取代了乾坤二本的观念;同时,乾坤二本观念中原本尚不明确的一元性,也由于作为阴阳来源的太极之提出而得到了显明的揭示。换句话说,从卦变到成卦的转换,意味着一元二体观在易学领域的确立。

邵雍的成卦说对卦变说虽然有所冲击,但并非否定或终结。相反,这种冲击应当理解为一种重新的奠基与定位:卦变说的理论困难在于乾坤为本的预设无法满足普遍性的要求,但当成卦说解答了卦象来源的问题从而为卦变说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后,卦变说实际上已经摆脱了原有的逻辑困难。在卦已成的前提下,卦变说完全可以保留自身的地位,而获得全新的意义:如果说成卦讨论的是卦之生成,卦变关心的则是卦之变化,前者立本,后者致用,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对卦爻结构与关系的完整刻画。这才是卦变说应有的定位。事实上,邵雍易学也确实为卦变说保留了位置:邵雍每以乾坤生六子解说文王之易,而乾坤生六子本质上仍是卦变,这其实是以卦之变化来理解文王之易,而将卦之成立看作伏羲之易的内容。这样,生成与变化,或者说成与用,就构成了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的分野。在伏羲之易与文王之易的框架下,邵雍不但可以保留、重述或改造前人的卦变说,而且这种重述本质上构成了对文王之易内涵的挖掘。如此,邵雍就将成卦与卦变收摄在了一个更大的易学体系之中,从而拓展了卦爻的面向,深化了易学的内涵。就学脉传承来讲,李、邵易学从卦变向成卦的论述重点转变,不能被视为某种根本性的南辕北辙或改弦更张,而是同一理论脉络下的自我发展与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