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横渠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中华传统文化之精髓。为人类创造精神家园,探寻立生命真谛, 弘扬民族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当代仍具有精神价值与现实意义。

关键词:张载;天道;人心;修身;文化价值

北宋大儒张横渠先生之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开显了儒家的广阔胸怀,其文化价值为万世所共认,得到古今圣哲贤达的充分肯定,时至今日亦焕发着勃勃生机。今撰文浅识,以管窥天,见笑于大方之家,不吝赐教为盼!

为天地立心

“为天地立心”源于《周易·复》卦彖辞:“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利有攸往,刚长也。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程氏易传》云:“消长相因,天之理也……一阳复于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朱熹言:“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几于灭息,而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之端也。”邵子康节先生以诗证之:“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玄酒味方淡,大音声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请问包羲。”天地之心,即是如如不动的乾坤之道。“天地之大德曰生……乾知大始,坤作成物。”(《易·系辞传》)天地乾坤运转变化,体现出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之理,是以见“天地之心”。老子云:“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万物恃之以生而不辞,功成而不有。衣养万物而不为主,可名于小;万物归焉而不为主,可名为大。以其终不自为大,故能成其大。”(《老子三十四章》)用现代语言诠释则为:大道广泛流行,充盈天地之间。万物赖以生之,成就万物而不恃功,哺育万物而不主宰,万物归附而不禁止。正因为如此,圣人始终不自以为大,所以成就了它的伟大。这也可理解为“天地之心”之本根。横渠先生云:“天地设位,圣人成能。圣人主天地之物,又智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必也为之经营,可以有忧付之无忧。”(《《横渠易说·系辞上》》)又云:“天无心,心都在人之心。”(《诗书》)天本无心,其心在人,天覆地载,人居其中,《易·咸》彖辞云:“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观其所感,而天地万物之情可见矣!”以天道而言,天地感而万物生;以人道言,则要合于天道,这样才能“顺乎天而应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以达“保合太和”之境,见其“天地之心”,故而横渠先生提出要为天地立其心。

老子言:“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此为道生太极,太极生阴阳,阴阳生天地人三才,三才生万物。阴阳之气相摩相荡,而成太和。阴阳推移,反复其道。十二消息卦中,冬至一阳生,阳进而阴退;夏至阳极阴生,阴进而阳退,周而复始,此之为道。乾坤阴阳,为易之门户,故《说卦传》中云:“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曰阳;立地之道,曰柔曰刚;立人之道,曰仁曰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古人常以三才之道探索世界的构成规律。《说文》释三曰:“三,天、地、人之道也。”天覆地载,化生万物,唯人能裁剪天地万物。天地定位,人居其中,道载天地,其心在人,浑然一体。老子言:“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张子所言“为天地立心”,实为天下苍生立其心。

张子曰:“大抵言‘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则以生物为本者,乃天地之心也。地雷见天地之心者,天地之心惟是生物,天地之大德曰生也。”(《横渠易传·复》)由此可见,张子言“为天地立心”,就是要把宇宙万物看作一个富有生机的和谐生命体,是宇宙大化流行的基本的原动力,洋溢着勃勃生机,赋予其深刻的文化内涵。宋·叶采说:“天地以生生为心,圣人参赞化育,使万物各正其性命,此为天地立心也。”此“心”光明,通天彻地;生生不息,发人深省。犹如晨钟暮鼓,长夜明灯!

为生民立命

《孟子•尽心上》说:“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可见横渠先生所言“为生民立命”乃源自于孟子的思想。尽心知性,则得天道;存心养性,可以立命。倾心关注芸芸众生的命运本体,就可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找到前进的路标。孔子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为己之学”成为了后世儒家所追求的修身之本,一个人通过学习,逐步提升自己内在的修养水平,成就自己的德业,这样才能“行己有耻,使于四方”,约束自己,知耻而行,广施博济,德行天下。清代学人王永彬在其《围炉夜话》中言“读书人必须以诗书作为安身立命的根本,为人要从孝悌上立下基础。安身立命之本在于扬善弃恶,“诗”既无邪,“书”也无邪,故能成为读书人处世的根本。做人由最基本的孝悌做起,自然能逐渐推广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的大仁境界。”所谓“命”涵盖了人的一生,“立命”也可理解为“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与价值体现,在华夏史上,历代的先圣先贤,孜孜不倦,夙夜匪懈,沾巾堕睫,沥胆披肝,为了追求真理、伸张正义,救民于水火,为国为民,殉道献身者不计其数,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事实上,一部华夏史,就是祖祖辈辈为自己“立命”、为后世子孙“立命”而不懈努力的奋斗史。

为往圣继绝学

自汉代起,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作为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深入人心,但随着汉朝灭亡,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数个世纪的分合多变,儒家思想的发展失去了活力。隋唐一统后虽然重新确立了儒家的官方正统地位,但未能善续先秦儒家之血脉。至唐末五代之时,儒家文化的生命之根极尽萎缩。直至宋初,师表难在,学绝道丧,实未过甚其辞。有介于此,横渠先生以天下为己任,重振师道尊严,接续先秦儒家之血脉,承前启后,使先圣之绝学代有来人。理学之兴起,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全新的解释和发挥,注入了新的活力。将天道心性之学,内圣成德之教,重放光彩。儒学地位的重新提升,彰显出了“为往圣继绝学”的功绩,在人类文化史上可谓浓墨重彩。

“为往圣继绝学”是横渠先生发自内心深处的最强音,其高亢之声,可谓振聋发聩,警示后世。张子治学,贯通百家而终归于儒。“往圣”大凡指先圣先贤,亦即学究天人,通变古今的人格典范和精神领袖。笔者认为,所谓“绝学”,其内涵不仅包括儒家学说,而且还包含着整个华夏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为往圣继绝学”并不是定格于某个先贤学问不至断绝的问题,而是从更为宏阔的意义上来讲,是为了人类文明的传承和发展,其肩负的是一种文化使命和担当精神。通过文化的力量,使人类精神世界得到更进一步的升华,不仅为人类道德价值系统的确立提供学理基础,而且为社会进步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提供文化承载。由于横渠先生有着胸笼天下的理想和抱负,才能创立关学体系,参与奠基理学,建构人类的精神家园。因此,明末清初大儒王夫之赞叹道:“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张子正蒙注·序论》)

为万世开太平

横渠先生在《西铭》中言:“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黄帝内经·素问·宝命全形论》云:“人生于地,悬命于天,天地合气,命之曰人。人能应四时者,天地为之父母。”人生天地之间,天地相合之气而得其人身,人人皆为天地之子,都是同胞兄弟,与宇宙万物相依相伴,成为一个和谐共同体。先秦古籍《礼记·礼运》中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横渠先生所言之“太平”即是《礼记·礼运》篇中所倡导的“大同”社会,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孔子语)成为儒家思想的具体实践。“为万世开太平”中的“开”既有开来之意,又有开创之举。马一浮先生言:“横渠不曰‘致’而曰‘开’者,致是实现之称,开则期待之谓。苟非其人,道不虚行,果能率由斯道,亦必有实现之一日也。”实为一种非常重要的认识与主张,乃中国文化的气象和境界所在。

张子秉承儒家道统,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不尚空谈。据《宋史·道学传》记载:“(张载)少喜谈兵,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年二十一,以书谒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因劝读《中庸》。载读其书,犹以为未足,又访诸释老,累年究极其说,知无不得,反而求之《六经》。”从上文可知,张子年轻时喜习兵法,并有组织兵力,欲收复被西夏夺去的洮西之地的设想。曾向范仲淹上书《边议九条》,陈述其辞,得其赏识,认为是可造之才,日后必成大器。劝其弃武从文,并指导为学之门径,勉励他从《中庸》读起,研习儒家经典。张子听其劝告,回家苦读《中庸》之外,并涉猎诸家之学,博采众长,兼容并蓄之后,又回归到儒家《六经》之学上来。历经数载,终于悟出了儒、释、道互补、互通之理,逐渐形成了独特的关学体系,终成一家之言。

张子为政期间,广施仁德,关注民生,体恤民情,政绩非凡。晚年在横渠书院著书立说,阐述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在他的心目中,只有“崇礼贵德”“躬行礼教”“敦本善俗”,实行仁政与德治,才能开创万世之太平。对幸福和平的大同世界追求,是往圣先贤的共同目标,张子亦不例外,若能完成“立心、立命、继绝学”的神圣使命,则太平之世可期可望。张子在《正蒙·大心》中言:“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唯有大其心、广其度而怀天下,心系苍生,“以百姓心为心”(老子语),立万世之纲纪,行千载之法度,才能实现永恒的幸福与和平。“为万世开太平”,既是儒家王道思想的张扬,也是张子一生的终极梦想。

正如当代儒家陈来先生所言:“张载提出的这“四为”是封建时代思想家所广泛认同的理想,“民胞物与”是这些知识分子的一曲正气歌,它哺育了许许多多志士仁人,激励他们以天下为己任,救邦国于危难,拯生民于涂炭,终生奉行道德理想,生死利害一切置之度外,这也是宋明理学的一个始终高扬的传统,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文化心理结构有着重要的影响。”(陈来·《宋明理学》)

2020年12月27日修改于易和书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