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的《周易》研究,是接着古代的研究而来。它最大的特点,就是有着和古代根本不同的目的,采取了和古代研究根本不同的方法。

一 古代的经学方式
《周易》是儒经之首,因而古代对《周易》的研究,都是一种经学研究。经学的方法,从《周易•大传》开始,就是借题发挥。即在经文的基础上,发挥自己的思想。自然,古代经学忠实原义的内容是有的,这些内容至今仍然是我们理解经书的基础。但这只是古代学者的出发点,而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可以代表时代思想面貌的,主要是这种望文生义、或借题发挥的解释。

经学的方法,乃是古人的一种不得已。因为经书,乃是古人的认为的绝对真理,必须遵照实行。然而经书所说,又多是已经过去的事情,过去的问题。

虽然有些可以长期发挥作用,但毕竟大多不能如此。要把只适用于过去的内容,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质诸古今而不疑”(程颐语),并且使之适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环境,就必须重新加以解释,使经文的内容选用于当时的现实。这样,经学的内在矛盾,决定它不能忠实于经文本义,于是或望文生义,或借题发挥,甚至无中生有,杜撰揣猜,种种方式都出来了。

从科学的观点看问题,这样的解释显然违背经书的原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赖有这种借题发挥和无中生有的注释,才有古代思想的不断发展。而古代的思想发展,也几乎只有借助这种释经方法才有可能。

这样的释经方法,是经书教条和现实矛盾的产物,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式。因此,就古代经学的总体来看,可说都不是对经义的正确理解。以中国儒学为例,清代人推崇汉代经学,认为汉代经学最正确地反映了经书本义。汉代儒者对字义的训诂、事实的考订,确有后人不及之长;但汉儒的释经,同样不以恢复经书本义为目的。汉代经学最重要的派别是《春秋》公羊学,而《春秋》公羊学的基本方法,乃是追求经书的“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就不是经文的本义。这样的追求当然会发掘一些经书的深刻含义,但多数却是汉代学者的发挥和揣猜。其它经学和派别,也都是如此。至于魏晋玄学、宋明理学,就更是如此了。

清代学者反对宋明学者,认为宋明儒者的说经,乃是凿空虚言,不是经书本义。他们要求回到六经,以弄清经书本义为己任。然而整个清代的学问,不出汉、宋两家,清代学者弄清了多少经书本义,也就可测而知。

在汉代经学中,人们多以为古文经学重考据,不任意发挥。事实上王莽当政,古文经才得立于学官。而王莽和他的国师刘歆都信谶如命,其任意发挥和今文经没有本质区别。比如在他们之后,正是著名古文经学家贾逵,为了使《左传》得以立于学官,从《左传》中找到刘邦是帝尧的后代,以致遭到后代儒者的讥讽。

《周易》既然是儒经之首,经学的方法也就首先表现在《易》学中,虞翻的象数,王弼的义理,虽然从局部看,都有弄清经文的所在,但从总体上看,也都不是经文的本义。而古代解《易》,不出象数、义理两家,究竟谁弄清了《周易》的本义,弄清了多少?实在不能使人满意。

那么,我们今天应该如何研究《周易》。

二 现代弄清本义的目的和方法
自从辛亥革命之后,新的共和国建立,学校里就废除了尊孔读经。《周易》的内容,也就随之不再被认为是绝对真理。从此以后,学者们的研究可以不再面对古代之书、过去之事和当前现实的矛盾,因而可以不必借题发挥,而以弄清本义为目的。在以弄清《周易》本义为目的的情况下,出现了一批新的著作和新的说法,比如说,对于《周易》的成书,不再受世历三古,人更三圣或四圣的限制,而是依据历史资料,认为《易经》成书于商周之际,《易传》成书于战国时代,它们未必是文王和孔子的作品。至于《易经》的文字,则元亨利贞的贞,未必都是作守正解,而是认为贞乃是“卜”;守正的意思,也是从卜而来,因为占卜时要求虔诚和守正。如此等等。至于《易传》,则一般不再把它们作为对经文的正式注解,而主要是作为对经文思想的发挥,甚至作为独立的著作,置于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之中。

这样一种方法,可以称之为是弄清本义的方法。然而,从乾卦“潜龙勿用”到未济的“有孚失是”,六十四卦辞,三百八十六爻辞,我们究竟能弄清多少本义,实在是未知之数。因为《周易》的卦爻辞本来就是占卜的记录。文字的考订,可以通过相互参照和考古发掘来帮助;字面的意思,也可参照古今注释。即使如此,许多问题也难以解决。至于为什么如此为吉?如此为凶?则当时的解释权就在专门的神职人员手里,后来就更加难以弄清。对于我们,那就是真正的千古之谜了。

虽然如此,这样的目的,乃是我们今天在经学之后,唯一可有的目的;这样的方法,也是我们在经学之后唯一可用的方法。怀抱这样的目的,用这样的方法,使我们了解到不少古代生活和思想的面貌。我想作为研究来说,其目的可说已经达到了。

自然,任何研究都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而是为着今天的需要。然而,了解古代,认识古代,这本身就是今天的一种需要。因而就一般的意义上可以说,在这方面,对《周易》的研究,乃是一种历史的研究,思想史的研究。它的弄清本义的目的和方法,就像一般历史研究以弄清历史的本貌为目的一样。

当然,一般历史研究并不仅仅到弄清历史本来面貌为止,它还要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认识人类的现在和将来。思想史的研究,除了一般历史研究的目的之外,还有特殊的作用,那就是为后人提供已有的思想成果,以使后人在建构自己思想时,有所借鉴。

然而,后人建构自己的思想体系,是对历史素材的应用。而从历史研究本身来说,它自己的目的到弄清本义已经达到,而它的研究任务,到弄清本义也就为止。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弄清本义的研究,是应用的前提。

三 现代的后经学方式
然而今天的《周易》研究,还有一种方式,可以叫做“后经学方式”。这种方式继承了经学借题发挥的方式,同时又缺乏经学还保有的一点严格性,又是产生于经学之后,所以称之为“后经学方式”。

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就是根据时势的需要,大胆发挥,而不管或基本不管是否合乎《周易》本义。而发挥出来的内容,大多是西方科学的内容。

这种方式不始于本世纪。早在利玛窦来华之后不久,中国学界就出现了所谓“西学中源说”。依这种说法,则西方学术,当时主要指传入的西方自然科学,其根源全在中国,西方的自然科学,不过是从中国传去的,现在又传回来了而已。依西学中源说,则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是西方地球说之源;中国的天元术,是西方的代数之源;中国的勾股术,是西方几何之源。如此等等。为了说明勾股术如何传入西方,中国学者还杜撰了所谓“周朝灭亡,畴人子弟分散”,一部分逃到西方,带去了勾股术等等如同老子化胡之类的神话。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传入的自然科学内容更加丰富,西学中源说的内容也就更加丰富。比如说“星气始于臾区,勾股始于隶首……机器创于班墨……气学出于亢仓……电学源于关尹……”(严复《救亡决论》)。此后,则更有所谓相对论、量子论源于《周易》说等等。五十年代之后,在大陆,则逐步有人把《易传》中一阴一阳之道说成是唯物辩证法,甚至是唯物辩证法的源泉。八十年代开始,则有人认为二进制的发明源于邵雍的《先天图》,甚至认为《周易》中包括了古往今来一切伟大的科学发现,包括了古往今来人们尙没有出现的伟大科学发现。因此,只要我们认真研读《周易》,去发现其中的奥秘,就会有空前伟大的发现,就会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的一流强国,使二十一世纪成为中国的世纪。

这种后经学方式的特点,就是基本不顾从古到今《周易》研究所取得的基本成果,完全没有任何可以遵守的规范,望文生义的、随心任意的去解释有关《周易》的种种问题,把自己想要联系起来的问题联系起来。

在这种后经学方式的推动下,还兴起了两种《易》学运动,其一是发掘以黑白点《河图》为代表的易学图象之秘;二是所谓预测学运动,即在现代社会运用《周易》运行占卜活动。在这两项运动中,揭示的《河图》或《太极图》奥秘,不过是作者随心任意地把现代某些知识与这些图象进行附会;所谓预测学,其中许多已经大部或全部脱离了《周易》本身。与《周易》有关或者比较严格按照《周易》程序行事的,也主要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不在《周易》研究范围之内。

严复在《救亡决论》中指出,把中学说成是西学之源,不过是“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以夸张博雅,并不符合事实。至于他以后直到今日的后经学方式的《周易》研究,就更是这种不符合事实的夸张。

四 展 望
《周易》是儒经之一,它在近二十年中特别被突出出来,是一种历史的因缘。被特别突出的结果,就是在一部分人的心目中,中国古代伟大的著作几乎只有《周易》。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因而如同时兴时灭的泡沫经济一样,迟早要被较为蹠实的认识所取代。对《周易》的研究,将会步入较为正常的轨道,恢复它作为中华民族古代优秀著作之一的本来面貌。自然,泡沫文化和泡沫经济一样,也总会存在,但以后兴起的泡沫文化,则未必就是《周易》。

对《周易》本义的研究,包括对一系列《易》学著作本来面貌的研究,将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研究者之研究也会成为后来者研究的对象,因而这是一项近乎永久的事业,也是学者们所当用力的所在。这项研究,是社会的需要,因而将作为史学、或哲学学科的分支,为社会尽自己的责任。

然而深流虽是江河的本体,却总是处于泡沫和浪花之下;粮食、布帛虽然永远是社会的必须品,其价格却总在珠宝之下。至于空气和水,则有史以来几乎没有交换价值。然而作为学者,应该服务于社会最基本的需要。

社会在发展,社会最基本的需要也在变化,一台电脑,过去是闻所未闻,现在也成了社会的基本需要。创新的责任,也在学者。然而电脑的出现,基于电子学的长期发展。所根所据,皆蹠实不虚。思想上的创新,也当如此。为夸张博雅产生的泡沫文化中的泡沫结论,是担当不了创新基石的。

中华民族需要新文化,需要新科学。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文化积累是包袱,还是财富?关键在我们后人如何对待,而不在文化积累本身。在这里,正确的态度只有一个:实事求是。

文化总是服从社会的需要,也总是要受制于社会的政治、经济环境。经济中的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和经济本身一样古老和长久;文化中也有投机心理和投机行为,并且也将和文化本身一样长久存在。只是这样一种文化,为有责任心的学者所不屑为;就像一个正直的企业家不屑于投机经济一样。

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成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重要成员,说明中华民族自身不仅有健康的身体,而且有健康的心理,因而泡沫文化永远不会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主流。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也是我们对于中华民族光明前途的信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