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的,前引《系辞》中被朱伯崑先生称之为“对刚柔相推说的哲理性概括”的一段话前被冠以“子曰”,在疑古思潮流行的时代,这里的“子曰”自然不会引起真正的重视,它们被一些学者视为后人的假托(25)。但是,疑古学者并没有举出任何有力的证据,主要的依据乃是其疑古的思想,此种做法有些类似于凭主观怀疑断案,反映了疑古学者们勇于怀疑和否定而薄于论据的学风(26)。对于《易传》中“子曰”的判断,离不开孔子是否作过《易传》的老话题,有关此一问题,近代以来有否定、肯定和谨慎肯定三说(27),已故《易》学者苏渊雷指出:

余谓所传《十翼》,容非悉为孔子所自作,《说卦》等三篇后得(见《论衡》、《隋志》),似不可信;《系辞》亦有弟子增入之语,姑勿论;至彖、象、文言(文言中亦有“子曰”字,想系弟子所增)无确实反证之前,固不得谓非孔子作也。即退一步言,设非孔子所自作,至少亦系弟子所录,当与《论语》等视,斯皆孔子思想之所寄也。(28)苏先生谨慎肯定史传之说,在没有确切反证之前,依然认为《彖》、《象》和《文言》为孔子所作或者是孔门弟子记录,但其谨慎肯定中又有所否定,对于《说卦》、《杂卦》以及《序卦》出于孔子之手表示怀疑,认为《系辞》中也有孔子弟子增入之语。笔者以为此种谨慎肯定的治学态度颇为可取,对于《易传》中的“子曰”,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是后人的假托之前,我们依然将它们看做是孔门弟子的记录(29)。笔者同意徐复观如下说法:“十翼中所引的‘子曰’,我都认为是孔门《易》学系统的人,所传承的孔子的话。”(30)

欧阳修怀疑《系辞》、《文言》和《说卦》以下非孔子作,依然认为《彖传》和《象传》出于孔子之手,他显然将《易传》中最为重要的思想归诸孔子。这一点似乎为近代以来学者所忽视。当然,要证实《彖传》和《象传》出自孔子之手自然需要更多史料的证明,不必在获得充分的史料前就匆忙下结论。但是,肯定孔子与《易传》之间的思想联系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对于思想史的研究而言,思想的训诂和文字的训诂应该同时并重。如果单从《十翼》的文字风格和表述方式看,怀疑其为孔子所作不为无理。但是,古书形成的特点完全不同今日之著作,其中开创者的思想常常与后学的思想混在一起,因此,如欧阳修那样仅仅以文字上的“繁衍丛脞”(31)而证明《易传》非一人所著并不困难,如何从不同风格的文字背后探寻其一贯之道和思想流变,才是更重要也更为困难的工作。

徐复观肯定《易传》中的“子曰”是孔门弟子记录的孔子的话,同时指出:

除了《系辞下》第五章“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的下面,接着“乾,阳物也;坤,阴物也”,有阴阳的概念以外,《乾·文言》中的六个子曰;《系辞》上下中,有二十二个子曰;不仅没有阴阳的观念,并且也没有刚柔的观念,而仅稍有“时位”的观念;这是“中”的观念的应用。(32)徐复观认为刚柔观念相对于阴阳观念为早出(33),却认为《易传》现有“子曰”的话里面不包括“刚柔”概念,如此则刚柔思想自然和孔子无关,笔者以为这是徐先生对《易传》文本的误读,现有《易传》的“子曰”中起码有两段话包含了“刚柔”概念:

子曰:“知畿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幾乎!幾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幾而作,不俟终日。《易》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介如石焉,宁用终日?断可识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周易·系辞下》)孔子认为吉凶与祸福相互转化之“幾”就在人自身态度与意识之中,君子趋吉避凶必须“见幾而作”,见幾而作的关键则在于通晓刚柔之理。对于这一段“子曰”的断句,人们或许有不同理解,笔者认为“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万夫之望”正是对于“君子见幾而作”的具体解释,整段话语意义连贯,最后一句正是对于全段的总结,因此没有理由不将整段话列为“子曰”的范围(34)。

《系辞下》又引用孔子的话说:

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乾,阳物也;坤,阴物也。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以体天地之撰,以通神明之德。这段“子曰”同样也有“刚柔”概念,可徐复观认为:“‘子曰,乾坤其《易》之门耶’的一段,孔子的话,只此一句,下面‘乾,阳物也……’的一段,乃是后学的申述。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易传》中所因的‘子曰’,可信其是出于孔子。”(35)徐先生所以要将“乾,阳物也……”等一段从孔子的话中移出,是为了保证其后面的结论(“子曰”是门人记录的孔子的话)不受影响,这又与他对于孔子易学思想的解读有关。他认为:“孔子对《易》的贡献,是从由实物相互关系的想象所形成的吉凶观念中解放出来,落实到人间道德的主动性上;并把作为行为理想标准的‘中’,应用到《易》的解释上去。”(36)在这种观念下,他将上面一段“子曰”有关阴阳和“刚柔”的字样统统排除(37)。其实,与其割裂原文以就己意,不如调整自己的理解以与原文保持一致。将易学思想落实到人的行为的道德性无疑是孔子易学的重要内容,但不能说是其全部。在现有《易传》的“子曰”中,既有道德性的内容,也有关于象数和天道的论述,这两部分内容其实并不矛盾,它们共同构成孔子易学思想的整体。受当时思潮以及文献资料的制约,徐复观将刚柔和阴阳思想与孔子完全分割开来,并不符合孔子晚而喜《易》后的思想发展实际(38),更不能客观全面地评价孔子对于易学的历史性贡献。

根据上述两段“子曰”的内容,将《易传》刚柔思想的来源追溯到孔子不能说是无所凭据。如果感到仅有这两处依据尚不充分,则帛书《易传》为我们提供了更多的史料:

帛书《衷》开篇曰:

子曰:易之义谇阴与阳,六画而成章。曲句焉柔,正直焉刚。六刚无柔,是胃大阳,此天之义也。……六柔无刚,此地之义也。天地相……气味相取,阴阳流刑,刚柔成涅,万物莫不欲长生而亚死,会心者而台作《易》,和之至也。是故《键》……九……《川》顺从而知畏凶,义沾下就,地之道也。用六,赣也;用九,盈也。盈而刚,故《易》曰:“直方,大,不习,吉”也。(39)孔子开门见山地指出他这里要谈的是“《易》之义”,而“《易》之义”又从两爻和乾坤谈起,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孔子在这里解释了两爻所以名之曰刚柔之理由,柔爻是因为二画迂曲而称为柔,刚爻是因为一画刚直而称为刚,这是前所未见的有关“刚柔”概念来源的说明(40),后面用“刚柔”解读乾坤两卦卦德,以乾卦之“六刚无柔”指天之义,以坤卦之“六柔无刚”指地之义,与《彖传》思想完全一致,表达了今本《易传》中以乾坤为《易》之门的思想,继而以“生”与“和”解释《易》之归趣,同样合于今本《易传》。孔子所理解的“《易》之义”综合了《易》之本(刚柔)、《易》之门(乾坤),归于刚柔交错和阴阳流行,而且将象数规律与天地万物规律通而为一,正是推天道以明人事的理路。孔子上述对于“《易》之义”的解释精辟深入而又要言不烦,直探易理之本源,其精要程度甚至为今本《易传》中的相关论述所不及。从上面内容可以推论,孔子所以将“刚柔”概念引入《易传》,正是为了解释《易经》义理(《易》之义)的需要,这样一种解读《易经》的思路与方式,可谓前无古人而后启来者。

帛书《衷》又有如下三段“子曰”:

子曰:“万物之义,不刚则不能僮,不僮则无功,恒僮而弗中则[亡,此刚]之失也。不柔则不静,不静则不安,久静不僮则沈,此柔之失也。是故《键》之‘炕龙’,《壮》之‘触蕃’,《句》之‘离角’,《鼎》之‘折足’,《丰》之‘虚盈’,五繇者,刚之失也,僮而不能静者也。《川》之‘牝马’,《小蓄》之‘密云’,《句》之‘[适]属’,《[渐]》之‘绳妇’,《盹》之‘泣血’,五繇者,阴之失也,静而不能僮者也。是故天之义,刚建僮发而不息,亓吉保功也。无柔救之,不死必亡。僮阳者亡,故火不吉也。[地]之义,柔弱沉静不僮,亓吉[保安也。无]刚文之,则贱遗亡。重阴者沉,故水不吉也。故武之义,保功而恒死;文之义,保安而恒。是故柔而不玦,然后文而能朕也;刚而不折,然后武而能安也。《易》曰:‘直方,大,不[习,吉]’……于文武也。”此《易》赞也。子曰:“《键》六刚能方,汤武之德也。……《易》曰‘何校’,刚而折也。‘鸣嗛’也者,柔而□也。……《川》之至德,柔而反于方;《键》之至德,刚而能让。”……子曰:“《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知以避患……”(41)这里的三句“子曰”加起来可谓一篇系统的“刚柔”论,其核心同样是以“刚柔”观念解释易理,它将刚柔相济提升到“万物之义”的高度,指出过刚与过柔的结局分别是“亡”和“沉”,且以天地为例指出,“刚健僮发而不息”之天,如果“无柔救之,不死必亡”;“柔弱沉静不僮”之地,如果“无刚文之”,则“贱遗亡”。孔子将刚柔相济提高到万物生死存亡的高度,并以殷末周初的历史经验为案例,显示出深沉的忧患意识。孔子从《周易》的象数中总结出适应于万物的普遍之道,这就是“刚柔”。其中的动静、阴阳、文武以及万物之义都是在“刚柔”概念的基础上得以说明,上述孔子的“刚柔”论可以看作对于《系辞》中“刚柔者立本者也”的具体阐释,也表明了刚柔在《易传》思想形成时期的基础地位。

帛书《要》篇还引用孔子的话说:

又(有)地道焉,不可以水、火、金、土、木尽称也,故律之柔刚。(42)

赐!吾告女《易》之道:良[筮而善占],此百生之道[也,非]《易》也。夫《易》,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43)前一段“子曰”与《说卦》中“立地之道曰柔与刚”一致,后一段则表明了孔子所看重的并非《易经》的占卜功能而是其教化意义,这是通过改变人的性情即“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而实现的,这大概是宋儒所谓变化气质较早来源之一。由此见出孔子选择“刚柔”概念作为《易传》思想基础的深层考量,即将儒家的道德修养思想引入了《易经》诠释。这里孔子所说“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与《系辞》中孔子所说的“知柔知刚,万夫之望”,以及《系辞》中“其出入以度外内,使知惧。又明于忧患与故。无有师保,如临父母”,都是强调《易》的教化意义。

上述帛书“子曰”,在今本《易传》之外,为我们提供了有关孔子刚柔思想的珍贵资料,不但深化了我们对于《易传》中“刚柔”概念的理解,而且进一步证明应是孔子正式将“刚柔”概念引入了《易传》。实际上,孔子对于刚柔的重视,在《论语》和《中庸》中同样有所表现,《论语·公冶长》有如下对话:“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表现了孔子对刚的高度重视。在孔子的生命中透露着一种刚健不已的进取精神,他说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以及曾子说的“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论语·泰伯》),都是此种生命精神的表达,孔子一生本身就是自强不息的乾道精神的写照。但是,孔子并不是刚而无柔的人,子贡所形容的“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论语·学而》),以及孔子所说的“用之则行,舍之则藏,唯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都显示了孔子人格中柔韧的一面,而子夏所说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论语·子张》),以及《论语》所记录的“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才表现了孔子的完整人格风貌,堪称刚柔相济的典范。不仅如此,孔子还将刚柔思想运用于教学,这尤其体现在对于子路的教诲。孔子告诫“好勇过我”的子路:“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论语·述而》)这里的“临事而惧”,不禁使我们想起了帛书《要》孔子说的“刚者使知惧”,以及《系辞》中的“使知惧”,它们不但体现了同样的教育思想,连所用词汇都如此相近。《中庸》中子路问强,孔子的回答如下:“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其中“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的教诲,同样指向“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的教育理念。看了《论语》、《中庸》中的相关内容,我们对于孔子将刚柔思想引入《易传》就不会感到意外,它们与《易传》和帛书《易传》的刚柔思想如此一致,因为它们都是来源于孔子。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孔子何以在诠释《易经》时首先选择了“刚柔”这一概念?

首先,孔子在解读《易经》这部天书时,他需要寻找到一个将象数和义理打通的基本范畴。以往的思想史将孔子说成一个完全的人文思想家而努力撇清孔子与象数的关系,帛书《易传》的出土证明这种说法只具有部分的真实性,帛书《易传》中《要》篇载孔子的话说:

子曰:“《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其德义耳也。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又仁[守]者而义行之耳。赞而不达于数,则其为之巫;数而不达于德。则其为之史。(44)这是孔子晚年的一段话,他告诉子贡,自己是“幽赞而达乎数,明数而达乎德”的,也就是经过对于象数的解读而达到德义的,《易》本为卜筮之书,卦爻辞是历史上的卜祝所记录下来的占辞,用以指点吉凶悔吝。可是,孔子显然并不满足于此。他感到它们具有超出吉凶悔吝之外的含义,甚至吉凶悔吝本身也得通过这种更深一层的义理才能得以说明。这部古老的经书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位发问者,这是哲学的发问,是天人之际的反思。为了回答这一发问,他必须找到一种打通象数和德义的解释工具,一个能够沟通天人之际的概念,这就是刚柔。刚柔既可以指爻德、卦德,也可以用来说明爻位和爻变,从而为吉凶之道的阐发提供一套理性化的思想依据。在《易传》的宇宙观中,乾坤两卦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孔子在《系辞》中说:“乾坤,其《易》之门耶?”乾坤所以成为《易》之门,是因为《杂卦》指出的“乾刚坤柔”,乾卦纯刚而坤卦纯柔,代表了《易》的世界中两种最基本的力量。刚柔思想为《易经》的吉凶之道提供了一个理性化的解释框架,它本身却没有过度的神秘色彩,而是任何事物都具有的两种基本属性,也能与人事和儒家道德思想联系起来,在《易传》中,“刚柔”概念同时具有象数论、宇宙论和道德观三方面的含义,统合《周易》的象数与义理,最能代表孔子在帛书《易传》中所说的“德义”,所以才被孔子选中。

其次,总结孔子的人生体悟和教育思想的需要。根据前面孔子在帛书《要》篇的解释,以“刚柔”命名爻象与孔子读《易》时的人生体悟有关,孔子总结平生经验,发现人事之成败与刚柔的制中密切相关,过刚与过柔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同时,“刚柔”不仅是一般性的哲学概念,同时也指人的性情,改善性情乃是先秦儒家道德修养说的基本内涵,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外在环境,而性情之刚柔则可以通过修养工夫来重新塑造。原始儒家一向重视人的性情,礼乐皆为人的性情而设,而刚柔可以代表人的两种基本性情,如同孔子反复强调的,修身的目的正在于通过性情的涵养塑造君子人格。因此,“刚柔”可谓一个“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的概念,孔子选中它来作为构建《易传》思想大厦的第一块基石,使之成为卜筮之书的《易经》人文化和理性化的历史起点。值得注意的是,在郭店楚简讨论性情问题的《性自命出》,也出现了刚柔思想:“凡物无不异也者,刚之树也,刚取之也;柔之约,柔取之也。四海之内,其性一也,其用心各异,教使然也。”(45)意思是说,所有事物都有刚柔两种不同属性,事物之刚柔不同,因之而来的方法也就各异,天下所有人的人性都是相同的,然而他们的心地却各不相同,那是教化的差异使然。这里将刚柔的气质属性与教化之道联系起来,与前述孔子在《论语》和帛书《易传》中的教育思想恰相一致,显然是孔门弟子对于孔子思想的继承。

再次,六经中的刚柔思想成为孔子以刚柔解《易》的重要思想资源。

有的学者认为《易传》的刚柔思想是对老子思想的继承和转化(46),根据《史记》孔子曾问礼于老子的记载,孔子思想完全可能受老子之影响。但是,《易传》所强调的刚柔并济且尤为重刚的思想与老子之贵柔显然不同。其实,儒家六经中有丰富的关于刚柔问题的思想资源,不能不对整理六经的孔子发生影响。《尚书·舜典》中舜命夔“教胄子”时有“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的要求,显然包含着刚柔相济的观念,《尚书·皋陶谟》中皋陶说的“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体现了同样的思想。《尚书·皋陶谟》有“日宣三德”之说,何谓三德?《尚书·洪范》说:“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沉潜,刚克;高明,柔克。”克,《尔雅·释诂》:“胜也。”刚克就是刚胜,柔克即为柔胜,此两种情形都应避免,根据《左传·文公五年》,这段话中的“沉潜,刚克;高明,柔克”,曾经为晋大夫宁赢所应用:“赢曰:以刚。《商书》曰:‘沉渐刚克,高明柔克。’夫子壹之,其不没乎?天为刚德,犹不干时,况在人乎?”其中除了引用《尚书·洪范》中的“沉渐刚克,高明柔克”外,谈到了“天为刚德”,似乎与《易传》中的刚柔思想存在渊源关系。另外,《诗·商颂·长发》中有“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的话。以上《诗》、《书》中的“刚柔”都是指人的性情而言,不但刚柔并举,而且一致强调刚柔中道,看了这些资料,我们对于孔子选择“刚柔”概念就不会感到突然了。孔子在帛书《要》篇所说的“刚者使知惧,柔者使知刚”以及《系辞下》“外内使知惧,无有师保,如临父母”,与《诗》、《书》中的刚柔思想如出一辙。除《诗》、《书》外,礼以制中,乐以和中,二者都是为了培养性情的中和之德。孔子解《易》从人事悟入,首先是从人的性情教化悟入,六经中有关刚柔的思想显然成为他的重要思想资源。

综上所述,《易传》的出现意味着易学思想史上最重要的诠释典范的转变,而“刚柔”概念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基础性作用,在以往的《周易》研究中,这一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于“刚柔”概念与《易传》思想及其与孔子关系的分析,不但使我们得以从思想史的角度理解了从《易经》到《易传》的转变过程,而且使我们进一步了解了孔子在这一进程发挥的作用,把握孔子晚而喜《易》后所发生的思想变化。尽管有近代疑古派的兴起,许多学者依然肯定孔子是《易经》思想人文化和理性化的主要推动者。可是,学界对于《易传》中易学典范转移的内涵以及孔子本人给《易经》诠释注入的具体思想内容大多语焉不详,而对于“刚柔”概念的相关梳理使得上述问题变得清晰起来。借助于今本《易传》和帛书《易传》等相关资料,可以断定正是孔子将“刚柔”概念引入了《易经》诠释,并借助于建立在“刚柔”概念基础上的爻性和爻位说给神秘的吉凶悔吝占辞以理性化说明,打通了天人之道,开创了《易传》推天道以明人事的思想模式,从而实现了《易经》诠释模式的历史性转变。这一转变应该发生在孔子晚而喜《易》时期,是孔子晚年的重要思想成果。因此,尽管《十翼》的许多内容并非孔子本人所作,但他无疑从思想上给予了《易传》以决定性影响。当孔子从六经中最终选取了“刚柔”概念来开始其易学诠释时,他或许仍以为自己是“述而不作”,其实,他为一场易学思想史的伟大转变揭开了序幕。经由此一转变,孔子将解《易》的重心从象数转向了义理,从占卜转向了教化,从客体转向了主体,开辟了易学的新时代。当然,我们不能埋没孔门弟子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但是易学范式转移的核心思想和奠基之功无疑应归于孔子。